地利不如人和的意思是什么（孟子的“人和”思想来自哪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孟子的经典名句，也是孟子“人和”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是孟子对于战争胜利决定性因素的简要而又精准的概括。从此，“人和”思想便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茁壮成长。如今，人们不仅在议论战争时时常以天时、地利、人和来权衡各方优劣、研判战争结果。而且在市场竞争、创业、事业的方方面面也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引入天时、地利、人和作为评判优劣、研判结果的重要标准。
两千多年来，人们在普遍肯定“人和”因素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时，不知有没有人想过孟子的“人和”思想来自哪里？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及文化信仰。来源于中华古老的哲学智慧，对后来的儒家、道家、佛家等诸子百家的主流文化派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将其作为主要信仰和追求。
“和”文化从大到小包含了“天和”、“地和”、“人和”、“家和”等方方面面。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丰富多彩，道理深邃而又通俗易懂，读来顺口、顺心而又令人细品。
“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智慧传统与发展的一大主线。
孟子在此突出人和优于天时和地利正是儒家将“和”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的证据。
孟子将“和”文化思想作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具体到对战争胜利决定性因素的认识上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直接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就是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孟子为了说明“天时不如地利”并为进一步说明“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而列举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的战例。
不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而却又导致了不能胜利的结果，固然有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的原因，但也有可能还夹杂着孟子接下来所说的“人和”的原因。甚至“人和”的原因更为关键。
比如，当进攻一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得天时者矣”的天时条件时，对于守城的一方来说大概率也是“得天时者矣”。也就是说在“天时”方面攻城一方与守城一方是对等的。
而至于地利，虽然守城一方是所守之城的建设者，有着天然的“地利”优势。但攻城一方的攻城也绝不是盲目的。在进攻之前攻城一方不仅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天时”，也要在进攻的方位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地利”。而且还要研判守城一方的“人和”。既守城一方的防守力量部署。回避守城一方防守力量部署强大的方位而进攻守城一方防守力量部署薄弱的方位。只不过这样的研判有时候也有可能不准确，以及在“地利”方面攻城一方相对于守城一方而略显弱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取得攻城的胜利，原因也不是简单的“天时不如地利”，也有可能是守城一方占据“地利”的同时也占据“人和”。还有可能是攻城一方既不占“地利”也不占“人和”。等等。孟子在这里为了简要的说明“天时不如地利”的道理而将复杂的战场情况简单化了。
而接下来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就更直接的说出了“人和”对于决定战胜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了。虽然“地利不如人和”的具体战场形势也远比孟子所举例子复杂的多，但“人和”的决定性作用还是相当明确的。
孟子将“和”文化思想作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其它领域也同样多有表现，我们后续再陆续解读。这里先探讨孟子的“人和”思想来自哪里？
前面说了，“和”文化思想源自中华古老的哲学智慧。“和”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当然也要通过在思想上比较前瞻而有远见的圣贤。具体到孟子在传承“和”文化思想方面，当然要通过孟子比较认同与赞赏的先圣先贤。
那么，孟子比较认同与赞赏的先圣先贤都有哪些呢？
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清圣”；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任圣”；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和圣”；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时圣”。虽然孟子在这里对孔子的论述比对其它三圣的论述所用的文字都多得多，但都是围绕“孔子之谓集大成”而进行论述的。
与此同时，孟子在《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五节》里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综合以上不难看出，在孟子的心目中既符合圣人的标准，又与“和”文化思想有关，同时又值得自己及上下百世的人们学习的榜样只有“和圣”柳下惠一人。也就不难得出孟子的“人和”思想正是经孟子之前的先圣“和圣”柳下惠的传承才为孟子所继承与发扬光大的结论。
和圣柳下惠(公元前720年-公元前621年)，姓展，名获，字季禽，春秋时期鲁国人，大智大慧者，因食邑柳下，谥号惠而被后人尊称为柳下惠。他是制作周礼周乐的周公的第十二世孙，是展姓与柳姓的始祖。其父展无骇是鲁国的司空，是鲁国的一介贵族。
对于柳下惠，两千多年来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其因坐怀不乱而成为世人心目中道德建设的典范了。其实柳下惠分析国政、谈论兵法、执掌刑狱、多谋善断、才能出众同样为有识之士所认可和推崇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圣人。
柳下惠还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创办私学第一人。是儒家、道家文化思想的先驱，是中华“和”文化的人格化象征。其“和”的思想来源于中华古老的哲学智慧，也开启着后世道家、儒家“和”文化的智慧。其文化思想对后来的儒家、道家、法家、佛家、兵家等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中的多家文化的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在《论语》中称之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称其为“圣之和者也”，“和圣”之称由此而来。
孟子早于秦始皇，孟子时期还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圣柳下惠的著作还没有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追焚一空。孟子学习经和圣柳下惠传承与发展的“和”文化并融入儒家文化思想并作为儒家文化关于人类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也是有基础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庆父后裔。
孟子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的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人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为其提出以“人和”为目标、以“仁政”为手段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
其祖上鲁国庆父的反面教材不但没有束缚他的思想与行动，反而坚定了他提出以“人和”为目标、以“仁政”为手段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决心。
而至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论述虽然本质上是在为孟子自己在《孟子·尽心下》中所说的“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征伐提供智囊和策略支持，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加重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但在具体诸侯国内部推行这些“仁政”而站在“得道者”的一方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在结束战争混乱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仁政”积极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